“赵国强。”
“嗯？”
“一鸣后背上的疤，是你烫的？”
他的手指停了一下。
然后继续刷手机。
“什么疤？”
“烟头烫的。三个。你不知道？”
他放下手机，看我。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我不记得了。”
他皱了皱眉。
“可能是……有一次他，我吓唬他来着。”
“吓唬？”
“碰了一下。”
“碰了一下？三个烟疤？”
“行了行了，多大点事。”他不耐烦了，“过都过去了，你翻什么旧账？”
他又拿起手机。
“男孩子，皮糙肉厚的，养两天就好了。你别大惊小怪的。”
我看着他。
他真的觉得没什么。
用烟头烫一个八岁的孩子，他觉得“多大点事”。
我没再说话。
回到卧室。
关了灯。
我躺在床上，睁着眼。
想起一件事。
去年冬天，一鸣从楼梯上“摔”下来。
磕到了额角，缝了三针。
赵国强说，一鸣自己跑太快，踩空了。
一鸣也说，是自己不小心。
当时我信了。
现在，我不信了。
第二天，赵国强上班后，我把一鸣叫到面前。
“一鸣。”
“嗯。”
“去年冬天，你从楼梯上摔下来，缝了三针。”
他的身体僵了一下。
“是你自己摔的，还是爸爸推的？”
他低着头。
很久没说话。
“妈……”
“你说实话。妈不会告诉爸爸。”
他的眼泪掉在地板上。
一滴。两滴。
“他推的。”
我闭上了眼。
“因为什么？”
“我……我把他的烟盒碰掉了。他说我故意的。我说不是。他就……”
他哭了。
“妈，你别跟爸爸说。求你了。你跟他说了，他会打我更狠的……”
我蹲下来，把他抱住。
我的儿子。
从楼梯上被推下来，缝了三针。
他不敢说。
烟头烫在背上，他不敢说。
皮带抽、衣架打、电线打，他不敢说。
他说他“习惯了”。
八岁。
我抱着他。
手在发抖。
但我心里忽然很平静。
非常平静。
平静到可怕。
我做了一个决定。
6.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做一件事。
每次赵国强打一鸣之后，我给伤口拍照。
手机调成静音。
拍完存进一个加密相册。
期，伤情，位置，全部标注。
第一次：4月12，左臂淤青，皮带抽的。
第二次：4月19，右脸红肿，巴掌扇的。
第三次：4月27，后背两道红痕，衣架打的。
第四次：5月3，大腿内侧淤青，踢的。
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。
手机里的照片越来越多。
我同时做了另一件事。
带一鸣去了医院。
我没告诉赵国强。
趁他出差那两天，带一鸣去了区医院。
挂的外科。
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大夫。
她掀开一鸣的衣服。
看了三秒。
她的表情变了。
“这些伤，怎么弄的？”
一鸣看我。
我说：“他爸打的。”
女大夫没说话。
她拿出相机，一个伤口一个伤口地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