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千和两千。她觉得理所应当。
不对。她本没有觉得。她没想过“应不应当”这个问题。在她的世界里，女儿多给是正常的，儿子少给是有原因的。
我摸了摸肚子。孩子又在动。
“你以后不会这样。”我跟肚子说。
第十二天，妈妈终于从弟弟那儿回了老家。我想了两天，还是拨了她的电话。
“妈，我下个月预产期。你能不能来陪我几天？”
这句话我练了很多遍。练到听起来很随意，像只是顺口提一嘴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嗯……我看看吧。你弟那边——”
“弟弟不是好了吗？”
“好是好了，但是他说过一阵子要搬家，我可能得去帮忙——”
“妈，我生孩子。”
“我知道我知道，我看看时间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你婆婆不能来吗？”
我握着手机，靠在床头。
怀孕七个多月，瘦了十五斤。吐到胃出血，产检指标异常，一个人去医院，一个人点外卖，一个人在厕所地上蹲着吐。
而她在犹豫。
她要“看看时间”。她要“到时候再说”。她问我“婆婆不能来吗”。
“好，那你看看吧。”我说。
挂了电话，我没有哭。
该哭的时候我早就哭过了。十八岁那年，拎着行李箱一个人坐绿皮火车去大学报到的时候哭过了。二十五岁那年，看到弟弟婚房钥匙的时候哭过了。二十八岁那年，结婚收到六千块红包婆婆表情停顿那一秒的时候哭过了。
哭够了。
现在只是累。
很累。
5.
预产期前三周，妈妈打来电话。
“安宁啊，你弟下个月搬家，我得过去帮忙，可能——”
“嗯，你去吧。”
“你别这个语气嘛。我想着你那边有陈屿——”
“嗯，我这边有人。”
“那就好。等你弟搬完家，我再来看你。”
“好。”
她大概觉得这个“好”和以前每一个“好”一样——听话的、体谅的、不计较的。
但这一次不一样。
这一次，我是真的不期待了。
预产期前两周，陈屿把出差全推了，在家陪我。他学了三道月子餐，把待产包从头到尾检查了两遍，连去医院的路线都提前跑了一次。
“你妈什么时候来？”他问。
“不来了。”
“不来？”
“弟弟搬家。”
陈屿手上叠衣服的动作停了一下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
过了几秒，他继续叠。
“那咱们自己来。没事。”
他说得很轻。但我看到他叠衣服的手紧了紧。
不是为自己委屈——是替我。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睡不着。肚子太大了，怎么翻都不舒服。
我打开手机，翻到妈妈的微信头像。最后一次主动联系她是请她来陪产那通电话，快一个月了。这一个月里，她给我发过两条消息。
一条是一个链接：“孕晚期注意事项”。转发的，没有附加任何文字。
一条是问我陈屿电话号码——弟弟搬家想借个车，问陈屿认不认识人。
我没有回复第二条。
三十年了。
我试着回忆妈妈有没有主动关心过我的事。不是那种“嗯”“好”“注意身体”的敷衍，是真正地问一句“你最近怎么样”“工作还顺利吗”“孩子几个月了踢人了吗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