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秀花走过来，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奖状，看都没看就撕成两半，再撕成四半：“奖状能当饭吃？能当钱花？从明天开始，跟你表姐去城里打工。衣服厂包吃住，一个月六百，全交家里。”
“我才十二岁……”我颤抖着说。
“十二岁怎么了？我十二岁都下地挣工分了！”林大强站起来，高大的身影笼罩着我，“这事没得商量！老陈家那儿子，就是读书读傻了，现在在家啃老。你想学他？”
那天晚上，我躲在柴房里，捡起被撕碎的奖状，试图用饭粒把它们粘起来。
但纸已经碎了，再怎么拼凑也不是原来那张完整的奖状了。
月光从破窗照进来，落在我满是补丁的衣服上。
我掏出藏在柴堆里的算术本，那是用捡来的废纸自己装订的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习题。
翻到最后一页，我用校长给的钢笔，在昏暗的光线下写下一行字：
“为什么弟弟可以，我不可以？”
一滴眼泪掉下来，晕开了墨迹。
03
十六岁那年，我带着一身伤疤和七十二块五毛钱，逃出了那家黑工厂。
过去的四年，我在三家不同的工厂打过工。
第一家是服装厂，我每天工作十四小时，缝制牛仔裤的后袋。
手指经常被针扎出血，监工说流血了在布上擦擦就行，别弄脏衣服。
第二家是电子厂，我负责焊接电路板。
车间没有通风设备，焊锡的烟雾呛得人眼睛发红，咳嗽不止。
三个月后，我开始咳血，工头给了我两百块钱医药费，然后把我开除了。
第三家最糟，是一家地下食品加工厂。
老板姓赵，五十多岁，满脸横肉，喜欢喝酒。喝醉了就，尤其喜欢打我们这些没爹妈管的未成年工。
那天晚上，因为一批货出了差错，赵老板抄起棍子，挨个抽打我们这些工人。
轮到我的时候，我下意识抬手护住头，棍子重重落在手臂上。
“还敢挡？”赵老板更怒了，一脚踹在我肚子上。
我倒在地上，蜷缩成一团。
疼痛让视线模糊，但在那一瞬间，我清楚地看到赵老板腰间挂着一串钥匙，其中有一把是工厂后门的钥匙。
那晚之后，我开始观察。
赵老板每天下午四点会去隔壁街的小饭馆喝酒，六点回来。
钥匙串就挂在他办公室的衣架上。
办公室的门通常锁着，但周二下午他会让清洁工阿婆进去打扫，那时门是开的。
我等待了三个星期二。
第四个周二，下午四点十分，赵老板摇摇晃晃出门了。
四点二十，清洁阿婆推着清洁车进了办公室。
我在走廊尽头假装擦窗户，眼睛紧紧盯着那扇门。
阿婆出来了，推着车走向卫生间。
办公室的门虚掩着。
我溜进去，心脏跳得像要炸开。
衣架就在老板椅后面，那串钥匙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金属光泽。
我取下钥匙串，找到后门钥匙，用早就准备好的肥皂按了一个印子。
然后我溜出来，回到自己的岗位，手还在发抖。
第二天，我用捡来的铁丝和从五金店偷瞄学来的技术，花了两个晚上，磨制出了一把粗糙但能用的钥匙。
逃跑那晚，下着瓢泼大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