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时愣住了。
原来是这样。
五年前，他们夫妻俩找到我，说周宇航的公司失败，急需一笔钱周转，不然就要破产。
我看着儿子憔悴的脸，和儿媳哭红的眼睛，毫不犹豫，拿出了我准备养老的二十万积蓄。
我安慰他们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人没事就好。
他们拿到钱后，感激涕零，说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我。
从那以后，他们对我确实“好”了一阵子。
直到两年后，他们以“方便照顾”为名，把我送进了这里。
原来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一切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
用我的钱，买她的包，然后反过来骂我这个被骗的傻子。
我心里最后一点温情被这句话彻底摧毁。
我看着他们，眼前这两个我最亲的人，突然笑了。
眼泪顺着眼角的皱纹滑落，我却笑了。
那笑声，连我自己听着都觉得陌生和悲凉。
我的目光越过他们扭曲的脸，看向窗外。
天亮了。
我感觉，我的人生，也该天亮了。
我擦掉眼泪，目光变得冰冷。
“孙晓梅，谢谢你提醒我。”
我的声音异常平静。
“看来，我的‘大礼’，还送得太轻了。”
04
他们最终被保安“请”了出去。
养老院的走廊里，留下了孙晓梅不甘的咒骂和周宇航色厉内荏的威胁，然后一切归于平静。
这只是暂时的安宁。
我太了解我那个被宠坏的儿子了，他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
房产和保险，是他的两大命脉。现在我都要抽走，他会疯的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养老院异常安静。
他们没有再来，电话和短信也停了。
这不正常。
越是安静，越说明他们在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。
我没有掉以轻心。
我找到了同住在这家养老院的钱伯。
钱伯是我丈夫生前的同事，也是多年的老友。他退休前，是本地三甲医院的院长，德高望重，人脉很广。
我把我最近的遭遇，以及我的担忧，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。
我略去了那些最不堪的细节，只说我和子女在财产上发生了一些，我担心他们会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。
钱伯听完，浑浊但依然锐利的眼睛冷了下去。
他重重地用拐杖敲了敲地面。
“淑琴，你放心。你不是一个人。我们这群老家伙虽然退了，但还没死。谁敢动你，先问问我这把老骨头同不同意！”
他当着我的面，打了几通电话。
我听不清具体内容，只听到“精神鉴定”、“监护权”、“法律漏洞”这些词。
挂了电话，钱伯的脸色很凝重。
“淑琴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最坏的情况，他们可能会想办法证明你‘精神失常’，然后以‘监护人’的身份，合法地接管你名下所有的财产。”
我的心沉了下去。
这是我能想到的，最恶毒，也最釜底抽薪的一招。
一旦我被鉴定为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”，我就成了一个法律意义上的“疯子”，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。
我将失去我的一切，包括我的尊严和自由。
“钱伯，我该怎么办？”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了久违的恐惧。
钱伯拍了拍我的手背，眼神坚定。